每一次改革都应该是下一次改革的铺路石。上层建筑需要不断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，但这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，不可能一蹴而就。科学、合理的方法对改革至关重要。

政府改革我们已经进行过多次、持续了多年，为什么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：时代在变化，认识在深化。过去的改革每次都是针对政府的主要矛盾，比如，1982年国务院机构达到100个，改臃肿机构是重点；1998年，政企不分阻碍市场经济脚步，电力工业部等专业经济部门成为历史。可见，情况在变，问题也跟着变，改革的节奏也必然要适当调整，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，这是基本的方法论。从根本上说，机构改革是为了越来越好，而不是越来越大或者越来越少。

从改变食品安全的分段监管，到减少各种审批、许可、收费，此次改革，职能怎么转，决定了机构怎么调。许多问题通过职能转变来解决，比单纯的机构调整更有意义。但要看到，职能转变不是按个钮就能换频道，而是涉及职能转移、下放、整合和加强的系统工程。这也决定了，机构改革不是画个圈写个“拆”字那么简单，不转变职能，减下去的机构还会再生。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，政府职能要向“创造良好发展环境、提供优质公共服务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”转变，政府机构改革也应该以此为目标，既要“瘦身”，更要“健身”。

对于当前行政管理中的种种问题，民间多有 “十几顶大盖帽管不好一顶破草帽”、“上面政策是太阳，照到下边碰到墙”、“服务就是喝醉，管理就是收费”等等说法。虽属夸张描画，但所揭示的矛盾也启示改革者，机构改革需要处理好大和小、收和放、政府和社会、管理和服务的关系，要做到政府不能缺位，也不能越位，该管的要抓到位，该放的要让到位。

铁路要经营和监管分开，能源要加强资源整合，处理好大和小的关系，才能明确权责，避免“有事踢皮球”，也防止因权力集中滋生腐败。在最近几年维护国土主权时，南海问题开始时就出现了相互“踢皮球”现象，而东海问题却没有，这也让我们看到了机构改革的一些优点。不能够“权力上收，责任下放”，只有处理好收和放的关系，才能保证中央政令畅通、地方积极主动。北京一个胡同停车自治，原来的83个车位“消化”200多辆车，这说明，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，政府就不会“管不过来”，社会也不会“管不下去”。修路建公园很重要，但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、高企房价的抑制等等也是政府职责，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的关系，才能全面发挥政府职能。

习近平同志说：“改革没有完成时，还需奋力，还需探索，还需时间，还需进一步积累共识和经验，条件成熟时再作推进。积极稳妥、循序渐进，抓主要矛盾、看主要方面，这不仅适用于政府机构改革，更大范围内的改革，又何尝不是如此？”